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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经素养的“三元”结构观探究

发布时间:2018-08-13

摘要

  Abstract:Since the begging of economic research on financial literacy in 1990 s, this field has made a great progress i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Howeve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financial values has been developing along an independent path. By now, there is no any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integrating two approaches. In this paper, we first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f financial literacy, then integrate the two different human nature views ( homo economicus vs. homo sociologicus) rooted i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to reconceptualize financial literacy, and propose a triarchic structure: Financial literacy is a composite consisting of financial knowledge, financial capacities, and financial values.

  Keyword:financial literacy; financial values; homo economicus; homo sociologicus; economic psychology;

  无论在我国还是西方国家, 人们对经济活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与日俱增, 个体的财经素养问题成为政府与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然而, 学界对财经素养的学术史梳理和理论研究并不充分。本文通过评析文献梳理了财经素养概念的提出过程以及背后的学科视角, 并整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人性观界定了财经素养的内涵与结构。

  1、财经素养概念的提出

  准确说明财经素养概念的渊源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因为作为最初起源的“标志”事件未必那么截然突出于当时的背景, 也未必能得到当时与后世人们准确的辨识。有金融领域学者 (王宇熹, 杨少华, 2014) 认为, 财经素养 (他们称为“金融素养”) 研究始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B.D.Bernheim在1995年和1996年的两项研究。Bernheim (1995) 在研究经济增长和税收政策关系过程中发现, 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 美国家庭并没有意识到家庭金融的脆弱性;Bernheim和Garrett在1996年的文章中分析美国家户调查数据发现, 雇主为员工提供的金融教育项目可以有效增加员工的养老储蓄。Bernheim尽管较早从事了相关研究, 但似乎对“财经素养”概念本身的提出并没有做出多少实质性贡献。例如, 在他们1996年的文章中, “财经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一词只是被偶尔提到过, 它并没有被当成一个重要术语而做清晰的界定和严格的使用。总体来看, 这些研究在概念界定、理论创新上的贡献不是很突出, 而且也没有发表在权威期刊上。

  另外, 至少就我们查到的文献来看, Bernheim的研究肯定不是最早的。Huston (2010) 在一篇有关财经素养的权威综述中引用了1992年英国人的一篇报告 (Noctor, Stoney, &Stradling, 1992) , 该报告在题目中使用了“财经素养”概念, 并将其界定为在金钱的使用和管理方面做出精明的判断和有效抉择的能力。这是我们目前找到的比较早的文献, 但这是否是提出财经素养概念的最早文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另两位学者Schagen和Lines (1996) 则对2000多名15岁以上的英国年轻人和成年人进行了财经素养的系统调查, 并对已经就业的年轻人 (16至21岁) 、高校学生、单亲家庭、租房家庭等特殊群体的财经素养特点做了重点分析, 在这项调查中, 财经素养的概念和结构已经相当完善, 它被认为包括财经计划、财经问题解决、财经决策三个核心能力。上述两项研究都是由英国的国家教育研究基金和一些大银行合作发起的。

  综上, 现在可以大致确定, 专门的财经素养研究至少不晚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 已知的这些研究是在英国、美国进行的, 一些经济学家、银行和基金会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不过, 上述早期文献并没有重要到石破天惊的地步, 对当时学术界和实务领域的影响不是太大。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文文献中, 财经素养概念的提法尚不统一, 也不普遍, 一些类似术语, 如“个人投资素养” (personal investment literacy) 仍在使用 (Volpe, Chen, &Pavlicko, 1996) , 美国消费者联盟在20世纪90年代做调查时一直使用“消费者知识调查”的提法 (见Hastings, Madrian, &Skimmyhorn在2013年的综述) 。

  推动财经素养概念普及的力量主要来自教育实践。尽管财经素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很晚才提出的, 但是旨在改善个体财经决策能力的财经教育很早就出现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美国很多州就强制要求在基础教育课程中必须包含个人金融、经济学知识、消费者教育方面的内容;而私立的财经教育活动出现更早, 甚至可以追溯到“一战”期间 (Hastings, Madrian, &Skimmyhorn, 2013) 。美国公众近期对财经素养概念的重视, 肇始于1997年美国民间非盈利组织Jump$Mtart联盟所发起的针对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财经素养状况调查。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0%的高中毕业生能够正确回答75%的基础财经知识问题, 这种糟糕的表现引起美国社会对国民财经素养的关注。此后, 每隔两年Jump$tart都持续开展此项调查。2000年的调查表明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财经素养平均得分只有51.9, 而首次调查时平均分是57.3 (王宇熹, 杨少华, 2014) 。为推进财经素养教育的开展, 美国财政部于2002年设立财经教育办公室 (OFE) , 负责为所有美国公民提供实用的财经知识, 以便他们能在人生各个阶段做出明智的理财决策。同年10月, OFE颁发了《融入财经素养教育于学校课程》的白皮书, 要求将财经素养教育按照一定的国家标准渗透到学校教育之中, 在课程、考试、教材和师资培训等方面都要有所体现 (阴祖宝, 倪胜利, 2013) 。继美国之后, 英国、俄罗斯、瑞典、德国、意大利、荷兰、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国家也以不同的形式, 将国民财经素养教育提高到国家层面 (王宇熹, 杨少华, 2014) 。

  真正掀起财经素养研究国际热潮的是PISA项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简称PISA) 。该项目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起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 用于评估刚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是否拥有投身社会所需的知识、技能以及终身学习能力。2012年的PISA测评首次引入“财经素养”概念并将其作为测评内容, 在全球18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测试, 中国上海亦位列其中。这是财经素养第一次出现在大型的国际教育测评项目中, 引起了各国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的关注 (陈启山, 李文蕊, 黄彬彬, 原露, 杨舒婷, 2017) 。从此, 财经素养的研究和教育也在我国迅速引起关注。

  2、财经素养研究作为经济学的自我革新

  早期的财经素养研究文献主要来自经济学, 特别是金融学领域, 今天依然如是。经济学家研究财经问题是天经地义的, 但敢于研究财经素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统的经济学一直假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 他有充分的理性做出最优的经济抉择 (故也称“理性人”) , 经济学家不愿去考虑人类何以有理性, 以及每个人的理性程度是否相同。当然, 也就不愿意承认财经素养这类个体差异变量对人们理性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以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一书作为标志的。在该书中, 斯密提出“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 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斯密, 2004, p.14) ”;“每一个人都靠交换来生活, 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商人, 而社会本身也逐渐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商业社会 (斯密, 2004, p.19) ”。这个观点逐渐演变成了后来所谓的“经济人假设”, 成为经济学 (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 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人性假设 (Becker, 1976;Doucouliagos, 1994;Xin&Liu, 2013) 。经济学此后的发展一直将18世纪以来的经济人模型作为整个学科的基础, 在该模型里人被抽象成两个特征:理性的 (计算的) 和自利的或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 (算计的) 。总之, 人被设想成有计算能力的, 以达到为私利而算计的目的 (辛自强, 2014;Xin&Liu, 2013) 。基于这种高度抽象后的人性假设, 经济学借用数学方法建立了形式化、公理化、体系化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人假设采用理性模型描述了理想状态下人们 (抽象意义上的“人”) “应该” (而非实际) 如何选择 (Mc Kenzie, 2003) 。它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 然后在其基础上用数学方法描述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变量关系。然而问题是, 人类个体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异的, 每个人的能力、禀赋, 乃至意愿、心情往往都是不同的, 面对同一经济决策情境所做的选择未必相同, 而且很多决策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 正是由于行为经济学 (或经济心理学) 研究不断冲刷、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结果。按照我们今天的常识理解, 个体拥有的财经方面的知识、能力的不同, 肯定会影响经济决策。财经素养就是影响个体理性决策的重要个体差异变量或心理因素。直到20世纪90年代, 财经素养问题才引起关注, 这充分说明让经济学家放弃, 至少要修正传统的标准“经济人”模型, 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换个角度看, 这也说明来自经济学领域的早期财经素养研究者有巨大的自我革新勇气。

  有趣的是, 在经济学内部发起财经素养研究的往往不是学院派的理论工作者, 而是实践部门的从业者或者关注家庭金融实践问题的学者。有人在1998年评论此前的财经素养文献时指出, “大部分先前的研究是金融服务行业的实践者开展的, 他们关注金钱管理和投资相关的问题 (Chen&Volpe, 1998, p.108) 。”个人和家庭理财实践要求开展财经素养调查以理解人们实际的财经行为, 而非拘泥于“经济人”模型做优雅的理论演绎。

  3、财经素养研究中心理学的贡献

  心理学对财经素养研究的贡献有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 二是研究内容上的。

  经济学希望建立数学化的、简明优雅的模型。然而, 随着心理学的介入, 情况在改变。心理学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试图描述真实的经济行为状况。如同有学者指出的, “心理学试图建立关于认知过程的现实主义模型, 对人类心理如何运行做出精确的、可检验的描述 (Hilton, 2008, p.12) 。”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形成了经济心理学或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经济心理学对经济行为的研究, 更注重描述实际经济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以及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 (如个体的有限理性和环境信息的不充分) 。在卡托纳、西蒙、卡尼曼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下, 20世纪80年代初, 经济心理学开始确立为一个独立学科 (详见辛自强对学科史的梳理, 2014) ;与此同时, 在经济学内部, 现代行为经济学兴起, 并逐渐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经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二者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大致相同, 前者属于心理学的分支, 后者则归入经济学。无论如何, 它们都属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正是在这种学科交叉背景下, 经济学家才能考虑到心理因素, 才能讨论“经济人”理性的来源和限度, 才能真正将财经素养的研究提上日程。正如Altman指出的, “消费者和投资者所犯的明显错误都可归因于财经素养的缺乏。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 行为经济学为认识财经素养对决策的重要性打开了分析之门 (Altman, 2013, p.12) ”。财经素养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并逐渐得到关注, 不能不说这跟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密切相关, 这是不同学科视角融合的内在发展逻辑的延续。

  心理学除了提供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贡献, 更直接介入了财经素养的一个主要内容———财经态度或财经价值观的研究。如果说财经素养包括态度和价值观因素, 那么就不能认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研究财经素养”。虽然更早的时候人们并不使用“财经素养”这个提法, 但用“财富观”“金钱观”这类概念表达了人们对财经内容的主观认识 (庄舒涵, 何善亮, 2016) 。例如, 心理学者Yamauchi和Templer在1982年编制的“金钱态度量表”早已被广泛使用。“金钱”是财经活动的核心, 人们如何看待金钱与权利、名望的关系, 对金钱的获取和使用持什么看法和体验, 这些都是金钱态度的重要体现。另一位心理学家根据人们关于金钱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特征, 编制了金钱伦理量表, 并根据测试结果将人们区分成金钱拒斥者、金钱冷漠者、金钱粗心者、金钱崇拜者 (Tang, 1992) 。财经活动的目的是财富的增值, 提升财经福祉, 因此, 财经素养应该包括人们对物质的态度。心理学家已经在“物质主义”的名义下开展了大量研究。“物质主义”一般被定义为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 (Richins&Dawson, 1992) 。

  总之, 今天对财经素养的理解已经不能只局限于财经知识、财经能力, 还要考察金钱观、物质主义价值观等财经价值取向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对与财经活动有关的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主要来自人格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心理学分支, 这些研究几乎是完全独立于财经素养的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之外的, 两个学科的学者很少彼此引用文献, 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二者的理论关联———财经价值观应该被纳入到财经素养的范畴, 作为后者的一部分。

  4、财经素养概念的界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财经素养方面的文献迅速增加, 然而这一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财经素养概念本身及其结构的模糊不清。Huston (2010) 对1996年至2008年间发表的71项财经素养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表明, 72%的研究中根本没有对财经素养进行概念界定, 只有13%的研究提供了关于所测量概念严格的理论定义, 然而各个研究的定义也不统一。只有清楚地界定财经素养的内涵, 才能确保研究的深入以及结果的可理解性和可比性。

  “财经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术语, 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 都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 指代财经方面的素养。在定义财经素养之前, 先要说明何谓“财经”, 何谓“素养”。中文里的“素养”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李寻传》:“马不伏历 (枥) , 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 不可以重国”。其含义是:马不伏枥秣食, 就不能驰骋远道;士 (士人或君子) 不长期修养, 就不能委以治国重任。这说明平日的训练和培养非常重要。《现代汉语词典》将“素养”解释为“平日的修养”, 强调的是后天习得和养成。总之, 素养最初指代平日修养的过程, 后来演化为指代修养的结果———后天习得和养成的品行、能力或素质。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与“素养”等同的概念, 常用literacy (文化素养) 、competences (胜任力) 、abilities (能力) 、skills (技能) 等概念表达类似“素养”的含义, 但它们与中国文化对素养内涵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

  “financial”一词, 最常用的义项是“金融 (的) ”, 所以“financial literacy”也常被翻译为“金融素养” (王宇熹, 杨少华, 2014;朱涛, 林璐, 张礼乐, 2017) 。金融, 即资金之融通。金融活动是为了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这种配置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进行, 广义的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各种银行、投资基金等, 这些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包括个体、企业、政府以及各种金融机构 (饶育蕾, 盛虎, 2010) 。虽然个体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是财经素养的核心, 但并不限于此。个体财经活动, 还包括日常购物或消费、规划和理财、纳税、风险管理、财富资源保护等行为, 此外, 还涉及基本经济学概念的理解以及财富与幸福关系的理解问题。“财经”是“财政”和“经济”两个词的组合, 意义更为宽泛, 能够涵盖包括个体金融活动在内的各类经济与财政活动。因此, 我们像大多数学者那样, 更认可使用“财经素养”而非“金融素养”的译法。但必须指出的是, “财经素养”一词讨论的仅仅是“个体的”财经活动, 而非经济学、金融学等专门的财经学科所研究的专业内容。财经素养体现的是个体的财经知识, 以及应用这些知识解决个体生活中遇到的财经问题的能力。

  对“财经素养”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 依然是众说纷纭的状态。Huston (2010) 曾总结过财经素养的8个常用定义, 即表1的前8个定义;表1中的第9个是PISA (OECD, 2012) 调查项目所使用的定义。其中定义1—3将财经素养等同于财经知识;定义4—6将财经素养定义为一种能力;定义7和8基本相同, 将财经素养界定为知识和能力的组合, 同时增加了“结果”特征, 即确保财务安全或财经福祉;定义9将财经素养定义为一种综合能力, 该能力是知识、技能和态度三要素的综合, 使用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财富增值。

表1 财经素养的常用定义
表1 财经素养的常用定义

  上述概念界定大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方面, 财经素养不能简单等同于财经知识。如果只把财经素养理解为一种知识, 显然过于狭窄了, 一个有财经素养的人, 不仅是拥有一些财经领域的概念、知识, 更要具有使用这些知识进行个体经济决策的能力。Huston (2010) 认为, 财经素养与财经知识之间的区别在于, 财经素养的概念范围不局限于财经知识, 还应包括影响个人财经行为的财经知识应用能力。然而, 以往大部分研究者都将财经素养和财经知识视为同义词, 并在文中随意混用, 由此给研究结果的理解和比较造成了巨大困难。

  另一方面, 大都忽略了财经态度或价值观这类“非认知”因素。无论是知识, 还是能力, 都是财经认知层面的因素, 同样重要的是对财经事务的态度、价值观, 这些属于个性倾向或人格因素。就如同林崇德 (2017) 指出的, “素养”一词不仅包括认知能力, 更强调品德与人格因素。经济学领域的财经素养研究并没有充分考虑价值取向因素, 而心理学对金钱态度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等的研究又游离于财经素养主流文献之外, 现在是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了。近年来, 包括PISA在内的评估项目已开始重视“人格特质”的测试, 这包括财经方面的满足感、责任感、风险偏好、价值观等 (庄舒涵, 何善亮, 2016) , 而在这些因素中, 价值观是最核心的、对行为最有预测作用的因素。

  因此, 我们综合上述定义, 并结合当前研究发展趋势, 将财经素养界定为人们拥有的有助于个体应对财经事务、实现财经福祉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的综合体。这一定义一方面体现了财经素养的目标 (或结果) 是应对财经事务、实现财经福祉, 另一方面将其视为知识、能力和价值观三者组成的结构:个体财经素养是在合理的财经价值观引导下, 基于财经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来解决财经决策问题的能力。这个定义并非对以往定义的简单累加, 而是源自我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

  5、基于多元人性观的财经素养结构理论

  财经素养是人类的心理特征, 属于人性问题, 但以往研究对财经素养内涵和结构的界定, 通常只是就事论事, 并没有深入到“人性”本质层面。我们整合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 心理学的“社会人”假设, 试图从“多元人性观”的视角推演出合理的财经素养结构理论 (图1) 。

图1 基于多元人性观的财经素养“三元”结构
图1 基于多元人性观的财经素养“三元”结构

  自1776年斯密出版《国富论》一书以来, “经济人”假设逐渐成为经济学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人性假设 (Becker, 1976;Doucouliagos, 1994;Xin&Liu, 2013) 。经济人假设包含两层基本内容。第一, 经济决策主体是充满理智的, 是精于判断和计算的, 其行为是理性的;第二, 在经济活动中, 个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 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一个人有良好的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 正是确保其足够理性的条件, 这样才“有能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保证一生“不为钱所困”。下面举例来说明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对于确保决策者理性的重要作用。

  问题1:一个投资者在去年的经济衰退中资产价值减少了33%, 若他现在的资产增长33%, 能弥补其损失吗?

  问题2:假设有三种商品A、B、C, 其中C的价格已知 (标价100元) , A、B的价格没有直接给出, 但是已经标明:C的价格比B高50%;A的价格比C低33%。那么, 你作为消费者觉得商品A、B中谁更便宜呢?

  研究表明, 对于问题1, 大部分被试认为能弥补损失, 减少33%与增加33%是可以“扯平的”, 但正确答案是“不能, 需要增长50%才行” (Kruger&Vargas, 2008) ;对于问题2, 多数大学生都觉得B更便宜, 其实二者价格相同 (凌喜欢, 辛自强, 2014;张玥, 辛自强, 2015) 。大部分被试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他们以为“如果A比B大X%, 那么B比A就小X%”———这称为“百分比差异混淆现象”或者“百分数基数忽略错误”。百分数这类的比值代表的事物大小, 是要以基数为参照的, 但人们在推理中倾向于忽略基数, 仅去考虑百分比的差异。

  问题1、2这类金融或消费场景, 都是常见的经济生活场景, 其中包含的数学难度只是小学高年级的水平, 但我们研究中的大学生被试依然会大量出现决策错误 (凌喜欢, 辛自强, 2014;张玥, 辛自强, 2015) 。大部分被试的数学计算能力在财经背景下未能正常发挥作用, 决策任务直接激活了依赖直觉判断的启发式加工系统, 而未能激活数字计算这种分析式加工系统 (Kahneman, 2011) 。当然, 若没有基本的百分数的概念和计算能力, 就更无法处理这类问题了。上例说明要确保个体的理性或者作为“经济人”的条件, 必须有相应的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 财经素养研究就是寻找“经济人”必备的素养有哪些, 需要哪些财经知识、哪种财经能力。

  然而, 如果一个社会仅仅由那些“有算计”、“能计算”的“经济人”组成, 这个社会未必和谐美好。我们最近几年的研究一再证明, 个体在经济学的学习和经济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内化了经济人假设 (我们称之为“经济人信念”) 之后, 会改变其对人性的看法, 抑制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 减少亲社会行为 (辛自强, 窦东徽, 陈超, 2013;Xin&Liu, 2013;Xin&Xin, 2017) 。例如, 我们让大学生做2道利润计算题之后, 他们的信任水平就下降了 (Xin&Liu, 2013) 。更为重要的是, 若纵向来看,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意味着人们都成了“经济人”) 能够预测信任的衰落;若横向来看, 我国每个省份的市场化指数越高, 该省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则越低 (Xin&Xin, 2017) 。基于这些重要发现, 我们以为, 不能只在“经济人”和“理财”层次上来讨论财经素养。在当前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社会中, 个体要获得财务安全、财经福祉的确须具备必要的财经素养, 尤其要有足够的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若没有足够的理性能力保证自身利益和安全, 其他的价值也就难以体现。然而, 人类的需要和价值追求不仅是金钱和财富方面的, 还有超越物质的、精神层面的。因此, 要超越经济人假设来思考财经素养的内涵。

  在心理学中,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和单一的人性假设 (如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 而是承认人性的多样化本质。例如, 精神分析学派强调“人性本恶”, 而人本主义学派则强调“人性本善”, 强调人类有多层次的需要, 不仅是物质的需要, 还有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和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基于这样一种多元人性观, 我们认识到, 定义财经素养, 不能只强调个体要有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 确保自己能获得金钱和财富, 而且还要强调个体必须能有所“超越”, 不应以金钱和财富占有定义人生成功和终极价值, 即人生“不为钱所累”。一个有财经素养的人不应沉迷于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 不应违背财经活动伦理。因此, 我们提出财经素养的“三元”结构:财经知识、财经能力、财经价值观。财经价值观就是指个体要有对待金钱、财富的正确价值观, 要重视理财, 但又不为财物所困, 对钱财要“取之有道”, “用之有德” (符合道德伦理规范) 。在这个三元结构中, 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确保个体理性地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财经价值观代表了经济选择的价值取向和方向。在社会认可的财经价值观指引下, 个体才不会陷入完全自利中, 而是兼顾社会利益, 惟有如此社会才能和谐运转。

  把财经价值观纳入财经素养结构,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往财经素养的研究大多是由财经领域的专家 (尤其是金融领域学者) 开展的, 他们很容易沿袭经济学家默认的“经济人假设”, 单就“理财”能力层面来论述财经素养, 把财经素养定义为获取、使用财富的知识或能力, 由此他们基本忽视了财经价值观的重要性。而心理学的多元人性观启发我们要兼顾财经知识、财经能力、财经价值观三者, 三者都是财经素养的重要方面。财经价值观的重要性只是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忽视了, “经济学之父”斯密曾经强调过这类因素的重要性。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但他在更早时期 (1759年) 还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见2003年中译本) , 强调同情、仁慈、正义等情感对社会和谐的作用。长期以来, 经济学家一直传承着《国富论》的思想脉络, 而几乎忽视了《道德情操论》关于人性美好的假设。恰恰是心理学家的人性思想与《道德情操论》的观点有更高的一致性。社会心理学、经济心理学的研究一直在挑战狭隘的“经济人假设” (彭凯平, 2009;辛自强, 2014) , 展示人性的多样本质。“当今的经济心理学也一再证明人类并非是纯粹自私的‘经济人’, 他有社会性、道德心和正义感” (辛自强, 2014, pp.44–45) 。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启发下,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试图整合“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和“社会人” (Homo Sociologicus) 模型, 强调人类同时是自利导向和社会规范导向的行动者 (Fehr&Gintis, 2007) 。如图1所示, 我们正是通过对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深度整合, 基于多元人性观的视角合理界定了财经素养的内涵与结构。

  我们将基于财经素养的“三元”结构观, 分别界定财经知识、财经能力、财经价值的结构 (孙铃, 宋晓星, 周战强, 孟祥轶, 辛自强, 2018;辛志勇, 于泳红, 辛自强, 2018;张红川, 苏凇, 吕杰妤, 张梅, 辛自强, 2018) , 并在今后的研究中编制相应的标准化财经素养测验, 以准确量度人们的财经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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